[中國內地] 蘋論：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

四川地震最受稱讚的是災情的透明度。除了開放境外媒體採訪之外，對內地媒體，也突破了過去凡有大事件都必須統一按照新華社通稿報道的禁忌，儘管中宣部在震災後立即下達指令，要各地媒體須循溫馨、感人、正面的方向報道災情，不得擅自作負面報道。但內地媒體多把中宣部禁令拋諸腦後。
地震後兩天，上海《新民晚報》就刊登了李泓冰的文章，指出這次大地震有一個觸目驚心的特點，就是傷害最慘重的，是學校和孩子。這篇文章且獲「新華網」轉載。5月22日《中國青年報》發表評論文章質問：「最應該安全的學校為甚麼不堪一擊？……某些『豆腐渣』工程，有關責任人缺的或許並不是對質量標準的生疏，而缺的恰恰是人的良心。」
倒塌這麼多學校，在內地媒體報道和質疑下，周三出現家長集體抗議行動，並打出「天災不可違，人為最可恨」口號聲討。但在香港，卻出現容不得有人提出這一問題的「群情」。許多人認為，現在救災要緊，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。
地震後兩天，《南方都市報》在「天祐吾民」的言論專輯中，刊出上海大學歷史系 授朱學勤的話：「這就是天譴嗎？死難者並非作孽者。這不是天譴，為甚麼又在佛誕日將大地震裂？……赤縣喧囂該清醒了。聖火該停一停，國旗也該降一降，就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……」
《新世紀》網頁十四日刊登「伍老」的文章，文中說：「古代中國皇帝，面臨災異、災害，往往要下罪己詔，僅唐太宗一人一生就有28份罪己詔。他們自謙、自譴、自省，對蒼天尚有敬畏之心，因為敬畏，往往在災害來臨之際，修改政策政略，期對民間有所幫助……」
筆者不知道中共終於願意下半旗、暫停聖火，是不是跟朱學勤或伍老的痛陳有關。我們都希望中國民主，有權力制衡，有輿論監督，但在缺乏這種制衡機制的專權政治下，朱學勤與伍老的話不能不說有其現實意義。
北京資深新聞工作者凌滄洲表示，這次地震，中國各地報紙突破了中宣部的禁令，「但中國現存的新聞體制恐怕還有很長時間才能改變」。

然而，從良知出發，據實報道，秉心直說，不惜冒政治風險，總算是這次震災中內地記者和部份學者所表現出來的勇氣。我們希望這種精神可以持續。
距今五十四年前，胡適寫過一篇讀書筆記，題為《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》，這是宋朝范仲淹在一篇文章中的兩句話。胡適認為這兩句話，同美國開國時Patrick Henry 在1775年的名言「不自由，毋寧死」（Give me liberty,or give me death ），有異曲同工之意。
范仲淹的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，出自比Henry 的話早740年的《靈烏賦》。他是因同時代人梅聖俞寫給他的《靈烏賦》而作的同一題目的回應。梅聖俞的《靈烏賦》勸范仲淹應學鳳凰報喜之鳴，而不要像烏鴉那樣報凶訊而「招唾罵於里閭」。范仲淹回答的《靈烏賦》則表示，烏鴉縱使因報凶而使自己折翼、被烹，但也不願隱瞞凶訊而給人帶來災禍，牠要在災禍未成形時就表示憂慮，烈火未熾時就表示恐懼（「憂於未形，恐於未熾」），牠要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。
胡適認為，這兩句話當時是「專指諫諍的自由，我們現在叫作言論自由」。
言論自由與諫諍自由，當然是不同的層次。但在專權政治下，未有言論自由，知識分子不畏死的諫諍勇氣，也是時代限制下值得尊敬推崇的表現。現代的自由主義者，若不是別有衷情，也應理解這種情操。
自范仲淹提出這兩句話，千多年來，尤其是過去五十多年，已有許多知識人「寧鳴而死」了。筆者論政以來，也奉此為圭臬，儘管香港有言論自由，不會因言入罪。但范仲淹其後在《岳陽樓記》中提出的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」（不為得到物質酬報而高興，不為自己的遭遇而悲哀），還是可以操持的。因此，筆者尊重所有批罵筆者的意見，儘管有些意見恐是「以物喜」而發，不生氣，也「不以己悲」，即使咒筆者死吧，也不過是對「寧鳴而死」的成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