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1991年滬深股市流通市值不足100億元開始，十多年來出現過三輪大級別調整。這三輪大調整都發生在流通市值到達一個十倍數級之後：第一輪是1993年，流通市值從100億元到達1000億元；第二輪是2001年，流通市值突破10000億元；第三輪則是去年，流通市值到達10萬億元。基本上，流通市值每增加一個十倍數級就會迎來一輪大調整。
這種狀況充分說明：一個國家和地區股市的發展速度存在一定的自然規律，尤其是在市場規模擴張上，存在著一些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制約性規則；同時也說明：每一輪大級別調整總是和市場的供求有著最緊密的關聯。
對這個問題，2005年6月筆者在上海證券報發表的實證專題《中國股市的命門——對股市供求關係的實證分析》一文有過專門論述。
毫無疑問，從一個長時段看，中國股市還有很大的市值增長空間。因為許多國家、地區股市的市價總值都已達到或超過了國民生產總值的100％。但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在這方面，我們應堅持發展的階段論，並注意國家和地區差別。
各國股市的發展歷程已經表明，在一個國家、地區經濟尚處在起飛階段、整個社會未達到相當富足的程度時，股票市值佔GDP總值的比例提高速度總是非常緩慢、而且極不穩定的。遠的像歐美股市不說，近的如我國臺灣股市成立于1962年，其時正是臺灣經濟的起飛期，但直到1981年，其股票市值佔GDP比例才11％，年均增長不到0.6個百分點。日本股市誕生于1878年，但即使從1949年東京股票交易所改名為東京證券交易所算起，到經濟起飛結束、10年泡沫化開始前的1981年，股票市值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不過31％，年均增長不到1個百分點。
這是因為在經濟起飛階段，各個領域都在高速發展，都需要資金，且都能提供較好的生利機會；而社會卻仍處在消費時代，遠未到富足之後的投資時代，解決溫飽，改善生活，是國民生活的主題。因此在這個階段中，社會對股市的索取會遠遠地大于給予——我國股市的高融資、低回報從某種程度上說，具有歷史的必然性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。同時，過快的GDP增長也是股票市值佔GDP比例難以快速提高的原因。
事實上，即使是美國股市，其市值真正超過國民生產總值也只是近10年的事。1982年，美國股市的市值曾一度達到過國民生產總值的30％以下，1995年也不過50％多。
我國經濟仍處在起飛階段，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仍處在消費時代，遠未達到富足後的投資時代。如按上述經驗，我國股市從1990年底誕生到現在僅14年整，其比較合適的GDP比例應在13％－15％之間（2005年6月的流通市值佔GDP比例已低達7％）。
中國股市的流通市值基本上就沿襲了年均增長約1個百分點的規律：1993年，滬深股市流通市值達到GDP總值的2.86％，1994和1995年就出現了一次調整，市值佔GDP比重分別下降到2.43％和1.81％。1996年跨上4％臺階，屬于合乎規律的正常提高，因此1997年再垮一個臺階到7.31％，1998年停止了增長，但仍為7.32％。從1991年到1998年間，我國股市流通市值佔GDP比例大致保持了年均1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。
1999年開始，由于不切實際的超常規發展，流通市值佔GDP比例迅速地提高到10.08％和18.43％。但“天命不可違”，此後4年比重不斷下降，到2004年止，已下降到9.11％。平均算下來，從1999年到2004年，6年流通市值佔GDP比重的平均值是12.87％，依然是年均近1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。
從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迄今，滬深股市才18年歷史（即使從1986年有第一個櫃臺交易股票算起，也不過22年），按年均1％的速度，股票流通市值佔GDP總值的比例應維持在25％左右才比較合理。而2007年，滬深流通市值佔GDP總值的比例曾高達過48％！極度的大躍進帶來極端的調整市。這裏面的責任很難歸咎到哪一個層面，在錯誤的時間（尚未實現全流通）錯誤地發行了太多的開放式基金是其一；打著價值投資的旗號瘋狂炒作是其二；以黃金十年的蠱惑性口號煽動市場情緒是其三。
歷史不能假設，時光無法倒回。現在的問題不是追究責任，甚至也不是總結經驗教訓，而是我們該如何處置大牛市留給我們的這一份遺產——是繼續追求數量擴張，甚至幻想中國股市完全有可能實現穩定發展？還是深刻地認識到，相對我國股市的實際年齡和現狀，目前的股票市值在經歷了指數60％的調整後，佔GDP總值的比例依然太高，從而從穩定市場的角度出發，給市場以充分的休養生息的時間和空間？
1993年的調整，主要的供給壓力來自新股；2001年的調整是“新股＋增發”；而目前中國股市面臨的則是“新股＋增發＋全流通”。
目前，滬深股市的總市值佔今年預計GDP的比例依然高達74％。而從世界股市經驗看，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體是股票市值達到GDP的2/3左右的一個必要條件。從這一點來說，滬深股市要平穩地向全流通過渡任務十分艱巨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管理部門應該下決心減少一切新的供給，給股市騰出更多的市值空間，以實現股市供求的軟著陸。（上海智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經濟顧問金學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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