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為縣委書記被記者在報道中批評，縣公安局就派員到北京 報社「拘傳」記者，這件上周五發生在內地的鬧劇，既反映中國的新聞自由、輿論監督面臨嚴峻的考驗，亦突顯中國法治建設過程中，公安警權的地方化是亟待改革的痼疾。
按內地法律規定，誹謗罪屬「告訴的才處理」，只有「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」。所謂「告訴的才處理」，是指犯誹謗罪，受害人告發的，法院才受理，否則不受理。在今次事件中，縣委書記既未自訴，則公安的行動就無立案緣由，此案也沒有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。刑事誹謗被濫用，會被用來保護官員免受傳媒批評，阻礙新聞自由和輿論監督。
此案還突顯內地警權地方化的弊端。內地公安機關的雙重領導體制是上級公安機關只有專業指導、監督和檢查權；地方黨委和政府則負責人事及財政保障，可以說手握公安機關的命脈。這種體制，使得警察權地方化的趨勢日益嚴重，以至於警察權力常被地方政府用於非治安事務，如催糧催款、強制節育，甚至介入經濟糾紛。在不少地方發生的礦難和意外中，警察常常被用來阻止記者採訪，在這些地方，警察已經成為代表地方特殊利益的打手、貪污腐敗的保護神。
在中國內地，公安、檢察、法院的地方化都是亟待改革的司法痼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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